旧业已尽说李敖
龙应台尝言,李敖的文章十句里面你最多相信三四句,其余的不能当真。这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。李敖行文非但恣意汪洋,还屡作惊人之语。什么国民党“意淫大陆,手淫台湾”蒋介石的言论总集“都是文字大便”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也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,自诩中国五百年内写白话文的翘楚,并宣称“要找我佩服的人,我就照镜子”夸张的语气,狂傲的态度,给人一种强烈的戏谑感。

于是公众便把李敖定位在“文化顽童”的角色上,他也坦承自己对待世事常以玩笑出之。大家都承认他博学、他多才、他资格老,喜欢看他文章里横扫天下的气象,也爱听他口若悬河,抨击时政,把跳梁小丑们骂地灰头土脸。反正李敖是顽童,随他怎么折腾,谁也奈何不了。他替我们宣泄了不满与愤懑,替我们揭穿了政客的丑恶嘴脸,替我们攻击了腐败肮脏的幕后交易。我们消遣着李敖的尖酸刻薄与金刚怒目,而后爽朗地大笑,胸中块垒顿消,带着份好心情继续听任现实的摆布。

难道这就是李敖的全部意义么?他说过,知识分子应该是带领群众超越前进的。如今的李敖是顽童、是明星、是国宝,唯独不再是引领思想潮流的弄潮儿。在台湾的言论自由实现以后,在一切都被纳入商业机器之后“旧业已随征战尽”的李敖是否会生出些许“错位”之感?

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。

山,在虚无缥缈间。

朝山的香客流着汗,喘着气,拖着步子,带着数不尽的使徒,走进了虚无缥缈。

这段写于胡适评传前的文字,既可看作李敖为中国知识分子勾勒的集体肖像,也可看作他的自况和自勉。的确“理想的中国”这座圣山,曾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啊!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,赞美它还是诅咒它,甚至想要砸碎它,却总难摆脱为它魂牵梦绕的宿命。毫无疑问,李敖也是“朝山的香客”不过这个“香客”如此与众不同、特立独行,可谓中国文化的“异数”

李敖的独特品质首先表现在他的“不合作主义”上。

1962年,为生计所迫,经姚从吾和吴相湘的推介与斡旋,李敖进入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。前一年李敖为文星杂志撰写老年人与棒子一文,痛骂当时腐朽不堪的学阀们尸居其位,成天想的不是“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”而是恋栈不退,阻碍新进,甚至“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”!此文一经发表,立即引来老派文人的斥责,一时文化界硝烟弥漫。按理说你现在进入老派文人把持的机关“吃人家的嘴软”总该有所收敛吧?然而并不。李敖2月21日见陶希圣,当天出版的文星上就刊登了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,文中将陶希圣归入“中学位体西学为用病”之列,称他当年参加的“十教授宣言”是“数典忘祖的大笑话”其时陶希圣正极欲拉拢李敖,为“党国”延揽青年才俊,故未曾发作。

李敖并不买帐。继在给中激烈指陈传统文化“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”提出“剪掉传统的脐带”向现代文明国家大踏步迈进之后,他又抛出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,针对徐道邻、胡秋原等文坛老将气势汹汹的“围剿”展开“反围剿”成功挑起了史诗般的“中西文化大论战”

面对陶希圣的利诱李敖始终不为所动,还接二连三地发表争议性极强的文章,四面树敌,把论战推向高潮。最后陶希圣恼羞成怒,找个借口把他请出文献会。

这次的风波使李敖认识到没钱的窘迫,倘使有第二条路好走,他也不会“上贼船”在日中他写道:“故为今之计,似非摆脱一切,设法有一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。”李敖是很清醒的,要长久坚持“不合作作主义”坚持我手写我口,必须先有笔“后备基金”否则纵使骨头再硬,到头来衣食无着,活都活不下去,还斗争什么呢?李敖对待金钱的直率和袒露,使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人。十几年后李敖重施故伎,在“国关中心”待了十三个月后坚辞而去,连薪水都拒领。那时他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,摆脱了“一钱难倒英雄汉”的困局。

当然也不宜过分看重金钱的作用。且不说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李敖并非富裕,即便是,对于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言,也决非光有钱就唾手可得的。经济决定政治,经济却并不一定决定民主自由的走向。马家辉先生指出:“李敖认为在政治上不能开放,就算在经济上能让大家‘开饭’,也是枉然的,该被攻击的!”这真是知论。在这方面,李敖的眼界明显高出常人。

也正因高自标持如此,很多情况下,李敖是以堂吉柯德“孤胆英雄”式的姿态,单枪匹马地同整个专制体制斗争不已。作品被查封、人遭软禁、二进宫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承受的。故而,在李敖那张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笑脸背后,支撑他的必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呢?我以为其要点乃是对“知识分子理念和品格”的恪守。关于这一点,李敖的前辈,也是他十分敬重的师友殷海光有过精辟论述--

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“只问是非,不管一切”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。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,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;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;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。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。旁人对他的恭维,他不当作“精神食粮”旁人对他的诽谤,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。世间的荣华富贵,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。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,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。(什么是知识分子?)

这种恪守是不容易做到的,尤其在那个风雨如磐、白色恐怖的时代。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惊魂未定,花大力气破坏和铲除中共的地下组织。一时间“匪谍”满天飞,真假共产党纷纷惨遭杀戮,人人自危。当局利用这种恐怖气氛收紧权力网,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。

对于思想言论,国民党更是全面渗透、干预,蛮横镇压“异端”思想。1951年,为钳制新闻自由“行政院”以“节约用纸”为由宣布将对新报刊的申请登记“从严限制”继1960年炮制“雷阵案”查封自由中国半月刊,8年后又搞垮文星,实行党禁、报禁,严密控制意识形态。教育方面,傅斯年逝世后台湾大学仅有的一点独立品格也丧失殆尽,沦为官方的“培训机构”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、奴化教育,任用不思进取的老派尸居要位,打压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。在一政策的作用下,台湾教育界的教授平均年龄达到了五十九岁,而四十岁以下的教授竟然一个也没有!新旧两代学人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。

局势的险恶、锐气的消磨使许多年轻时曾为民族的尊荣、言论的自由奋斗过的知识分子,渐渐退缩乃至颓废。例如成舍我。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主办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,因言辞激烈、笔锋峻急得罪军阀张宗昌而被捕下狱,若非友人说情早就身首异处了。然而随着国民党偏安台湾一隅后他满足于区区中 中学校长的职位,不复当年之勇。李敖写信批评他,他也无动于衷。

面对当局“宗教裁判所”式的统治,面对台湾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,作为后起之秀的李敖却毫无顾虑,几乎在思想言论界的各个领域都同专制思想、专制政府、旧派文人进行了激烈抗争。前面提到的“中西文化大论战”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,也不仅仅是青年学者和旧派文人的正式决裂,它实际体现了年轻的激进派们对大气候(尤其是政治气候)的严重不满。双方论战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烙印。“现代化的走向”是论争焦点,他们的头上又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强调“复兴中华文化”的“大有为政府”使得这场论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。粗略来说,老派文人基本上站在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上,鼓吹“整理国故”、“复兴中华文明”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念念不忘的。而李敖等人早就一眼看穿他们所鼓吹的那些“孝道”啊、“天道”啊、“东方精神文明优越”啊等等“中华文明”实在颇有愚民嫌疑。愚民正是所有统治者的诡计,李敖犯了大忌。

再者,李敖提出“全盘西化”的口号并不只针对文化而言。他在我们对“国法党限”的严正表示中严厉批评了谢然之的错误行为,尽管对于国民党一时还不习惯完全按宪法办事表示“忍耐”和“谅解”西方那套政治制度却已是呼之欲出。何况前几年李敖还写过修改“医师法”与废止中医、几条荒谬的法律、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等挑战“法律权威”的文章,对台湾的法律条文乃至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。这些举动无疑令当局大为头疼。

须知专制政府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,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神化来构造自身的合法性基础。一个专制政府必定要控制意识形态,挑战它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挑战专制本身。同时,挑战便是动摇--专制政府编造的那些“合法性基础”在法理上、在理性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、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。故而对任何正统意识形态的冒犯(哪怕是稍有冒犯)都是专制政府绝对不能容许的,为了釜底抽薪、一劳永逸,它干脆剥夺掉你思考的权利。加上它行政权力的背后是强大的暴力机关,个人很难与之抗衡。

李敖却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进行了激烈抗争,他这大半生真可用“桀骜不驯”来形容。李敖的反传统表现得相当决绝。父亲逝世后,面对两千人的送葬队伍,他坚持丧礼改革,不烧纸、不诵经、不磕头、不拿哭丧棒装孝子,诚如他夫子自道,这是需要大勇的。比起五四诸贤,李敖性格更刚烈,不仅口头上对陋习大加鞭挞,行动上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

这同他属于豪迈、激进的“大陆型知识分子”有关。李敖一直对少年时期北大师生留给他的印象念念不忘。在他的记忆中,那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英才。他们不满专制,胸怀天下“忧宗周之陨”抱救国之心,游行示威做学问,样样超越前进。早慧的李敖除了读观察等自由主义刊物外,还翻阅了许多“赤色杂志”深为其中的狂飙风格吸引。到台湾后,李敖在中学时代遇见了一位令他终身感念的老师严侨。严侨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长孙,按李敖的描述“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,洒脱、多才、口才好、喜欢喝酒,有一点点疯狂气概,令人一见他就对有他好奇、佩服的印象。”熟识后,李敖渐渐发现潇洒的严侨内心深处氤氲着一种悲观的氛围。终于有一天酒过三巡,愤懑的严侨告诉李敖,他是从大陆来卧底的,他是共产党!

需要指出的是,其时的李敖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了,但性格上非常激烈。左派的激情和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守、民主自由的追求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这也正是李敖的迷人之处。在读了不少李敖的文章后我发现,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。他的要求很高,对自己、对朋友,算得上苛刻。他瞧不起“变节者”瞧不起那些黑云压城时三缄其口、事后才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公道话的人,也不太瞧得起真正搞政治组党的人。李敖的性格中颇多个人英雄主义成分,习惯个人作战,不怎么合群。这也是他为什么总留给人“孤胆英雄”形象的原因之一--不是没有同道者,而是眼界太高太高,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的,就无法与之心心相印。别人也很难因此诘难:他自己就做得很好。

不过与一般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,李敖没有徘徊在理想和现实间痛苦不已。他的内心未必缺少人类大同的梦想,但诚如他在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中所说:“为什么‘以进大同’也、‘共产主义’也,都令我们失了望?原因很简单,不出‘目的热’与‘方法盲’而已。‘以目的热’是只知提出光芒夺目的旗号,并热衷于这个旗号;但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?这个目的的达成有否可行性?勉强行之有否后遗症和祸害?他们全不管,他们是盲目的,光是热衷于目的,整天为它中风疾走,大声疾呼,人就累坏了,谁还要管方法呀!于是,‘以进大同’、‘共产主义’,至今犹在快活中,但是民生苦矣!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敖的“保守性”是同哈耶克一脉相承的。

不过根据马家辉先生的观察,早期的李敖是“文化上的激进,政治上的保守”对国民党政权还保留着相当的期望;如今的李敖却是“文化上的保守,政治上的激进”无论对国民党还是民进党,都采取决绝的、激烈的批判态度。对待传统文化则明显温和,甚至还对大陆推行简体字表示不满。

1983年李敖在秘雕案的案外意义中指出“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”是“第一该争取的自由”如今的台湾不但第一自由已经争取到了,随着党禁、报禁的全面开放,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应该说已成真个制度运作的基本理念。但知识分子们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,龙应台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就充分表达了这一彷徨与沉思。激烈的抗争过后,民主自由来临之后,为什么社会乱象层出不穷?

相对来说,李敖或许真的老了。当年为争取言论自由他付出了两次坐牢、多年软禁、96本书被查禁等沉重代价,但再回头看看当初的“中西文化大论战”我们不得不说无论从影响还是从深度考量,都比五四差得远,它更像是一群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者之间的争吵。面对现在的种种世态,李敖当初强调的价值、理念已显得不那么超越前进了。李敖的时代,真的过去了。当然,李敖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,他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孤傲的、决不妥协的榜样。这正是李敖的价值所在。李敖又曾多次表示:“我从不鼓励任何人、尤其是年轻人去作叛徒,因为作为叛徒要付出很多代价,并且在年老时会怀疑这个过程值不值得。”李敖不是思想家,他的这番话却依然深刻。

如今言论自由实现了,自由主义理念仍无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,仿佛是宿命,仿佛是嘲弄。李敖的身影在我眼中有些憔悴,也有些无奈。英雄主义的李敖最终“与子偕小”无法真正呼风唤雨。在小说北京法源寺里他借李十力的口说道:“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,两人各占一面,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、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、她走运的你就倒霉,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,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,难解难分。”

“旧业已随征战尽”留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“江上鼙鼓声”的喟叹么?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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