势统与道统之间
我敬重孔子而喜爱孟子。敬重,意味着高山仰止,不是孔子难以亲近,而是他的温厚睿智,非到一定年纪无法品味入心。孟子则不同。我读孟子,胸中常涌动一股浩荡气概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!”只此一句,已揽尽大丈夫的傲骨,正合青年的方刚血气。简言之,孔子如家长,孟子如兄长。

初读孟子,对他的安身立命处缺乏同情、了解,且存有偏见。我曾对他同梁惠王等人谈话时总落脚在称王上颇为不满,觉得他为民请命了半天,最终仍是服务于王道。细细琢磨,方知结论下得草率。

历史固然是人民所写,但每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,帝王将相那些有形无形的手总频繁显现。诚如近人王芸生所言:“中国历史上打天下,争正统,严格来讲,皆是争统治人民,杀人流血,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。”士人是人才,更是奴才。统治者为了权力的最大化任用他们,决不会让他们脱离樊笼。不过春秋战国的纷乱给了士人一定的自由,统一性力量的暂时缺位,也给百家争鸣提供了空间。但军政大权毕竟操控于诸侯巨室,欲成就事业,须先获其青睐。这已限定了士人的路数,注定纯粹的民间立场无济于事。

深谙此道的孟子没有走向法家或桃花源,相反,他将仁政作为称王的前提与核心,告诉统治者: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为此,他首先要求诸侯行仁政,随即巧妙地将“道统”即“仁政”的标准揽到士人一边,摒弃了“杀人有理”的丛林规则。另一方面,他之所以能暂时握有“道统”是由于“势统”的分裂。一旦归一“势统”必然同时取得对“道统”的绝对话语权。实行“仁政”赢得“势统”“势统”归一又意味着“道统”被迫与之合流,士人原本相对的独立迅速消失。当愈发贪婪的“势统”逐渐不可收拾,连“养生丧死无憾”的底线也失守时,历史便再次循环。

更大的悲哀在于,以“仁政”赢得“势统”也多半是虚妄。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从来只是历代胜者的“事后追认”“得天下者得民心”才是真正的逻辑。然而孟子趁“势统”衰微之际,以“王者师”的身份四处游说劝谏,等于主动承担起“道统”的重任,从而抽掉了暴政的理论基础,将“道统”交由士人。由此孟子必须强调士人的作用,所谓“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,惟士能。”士人个人的修为,被提到了堪与“势统”争高下的位置。

梁惠王以孟子迂阔,不用。的确,孟子的壮怀激烈常与他的功利目的相悖。其实孟子的要求并不高——“今夫天下之人牧如有不嗜杀人者,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”可惜“天下之人牧”鲜有不嗜杀人的,而人民依旧唯顺从一途,最低的标准居然成了最高的空话。如此反差自然令孟子难以泰然,也激活了他的怒气。统治者把野有饿殍归罪于收成,他愤然质问:“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:‘非我也,兵也’!”这尚属劝统治者实行仁政的范围,而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无疑就出格了,及至说出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”简直“大逆不道”难怪明太祖朱元璋必删改而后快。

孟子的价值也许正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实践过程。无奈接受丛林规则的“实然”之后,孟子坚拒“应然”的荒芜、沦陷和卑劣。他铁肩担道义,在现实世界堕落的同时,坚守精神世界的批判维度。他既独善其身,又不因兼济天下的渺茫而放弃。子路云: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,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此言于孟子,可能心有戚戚。

怀想两千多年前的某天清晨,那个名叫孟轲的中年男子,带着他的学生,又一次默默地约车治装,奔赴未知的前程。时值民不聊生的战乱岁月,失范的权力泛滥成灾,各种势力竞相角逐。秦用商鞅,楚魏用吴起,齐用孙膑、田忌,均显赫一时。唯独这位儒者的清瘦背影,在愈驶愈疾的马车上轻轻摇晃,渐渐远去。沿途破败的景象勾起了他的无限悲愤,只听一声长啸伴着古老的马车吱吱呀呀,从天尽头传来,久久回响在历史深处。   我敬重孔子而喜爱孟子。敬重,意味着高山仰止,不是孔子难以亲近,而是他的温厚睿智,非到一定年纪无法品味入心。孟子则不同。我读孟子,胸中常涌动一股浩荡气概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!”只此一句,已揽尽大丈夫的傲骨,正合青年的方刚血气。简言之,孔子如家长,孟子如兄长。

初读孟子,对他的安身立命处缺乏同情、了解,且存有偏见。我曾对他同梁惠王等人谈话时总落脚在称王上颇为不满,觉得他为民请命了半天,最终仍是服务于王道。细细琢磨,方知结论下得草率。

历史固然是人民所写,但每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,帝王将相那些有形无形的手总频繁显现。诚如近人王芸生所言:“中国历史上打天下,争正统,严格来讲,皆是争统治人民,杀人流血,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。”士人是人才,更是奴才。统治者为了权力的最大化任用他们,决不会让他们脱离樊笼。不过春秋战国的纷乱给了士人一定的自由,统一性力量的暂时缺位,也给百家争鸣提供了空间。但军政大权毕竟操控于诸侯巨室,欲成就事业,须先获其青睐。这已限定了士人的路数,注定纯粹的民间立场无济于事。

深谙此道的孟子没有走向法家或桃花源,相反,他将仁政作为称王的前提与核心,告诉统治者: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为此,他首先要求诸侯行仁政,随即巧妙地将“道统”即“仁政”的标准揽到士人一边,摒弃了“杀人有理”的丛林规则。另一方面,他之所以能暂时握有“道统”是由于“势统”的分裂。一旦归一“势统”必然同时取得对“道统”的绝对话语权。实行“仁政”赢得“势统”“势统”归一又意味着“道统”被迫与之合流,士人原本相对的独立迅速消失。当愈发贪婪的“势统”逐渐不可收拾,连“养生丧死无憾”的底线也失守时,历史便再次循环。

更大的悲哀在于,以“仁政”赢得“势统”也多半是虚妄。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从来只是历代胜者的“事后追认”“得天下者得民心”才是真正的逻辑。然而孟子趁“势统”衰微之际,以“王者师”的身份四处游说劝谏,等于主动承担起“道统”的重任,从而抽掉了暴政的理论基础,将“道统”交由士人。由此孟子必须强调士人的作用,所谓“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,惟士能。”士人个人的修为,被提到了堪与“势统”争高下的位置。

梁惠王以孟子迂阔,不用。的确,孟子的壮怀激烈常与他的功利目的相悖。其实孟子的要求并不高——“今夫天下之人牧如有不嗜杀人者,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”可惜“天下之人牧”鲜有不嗜杀人的,而人民依旧唯顺从一途,最低的标准居然成了最高的空话。如此反差自然令孟子难以泰然,也激活了他的怒气。统治者把野有饿殍归罪于收成,他愤然质问:“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:‘非我也,兵也’!”这尚属劝统治者实行仁政的范围,而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无疑就出格了,及至说出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”简直“大逆不道”难怪明太祖朱元璋必删改而后快。

孟子的价值也许正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实践过程。无奈接受丛林规则的“实然”之后,孟子坚拒“应然”的荒芜、沦陷和卑劣。他铁肩担道义,在现实世界堕落的同时,坚守精神世界的批判维度。他既独善其身,又不因兼济天下的渺茫而放弃。子路云: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,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此言于孟子,可能心有戚戚。

怀想两千多年前的某天清晨,那个名叫孟轲的中年男子,带着他的学生,又一次默默地约车治装,奔赴未知的前程。时值民不聊生的战乱岁月,失范的权力泛滥成灾,各种势力竞相角逐。秦用商鞅,楚魏用吴起,齐用孙膑、田忌,均显赫一时。唯独这位儒者的清瘦背影,在愈驶愈疾的马车上轻轻摇晃,渐渐远去。沿途破败的景象勾起了他的无限悲愤,只听一声长啸伴着古老的马车吱吱呀呀,从天尽头传来,久久回响在历史深处。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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