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
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语出孔子。所谓“天下有道”一般而言不外乎政治清明、社会风气良好之类。遇到这样的盛世,圣人说了“庶人无议”清代王韬又接上一句“非不敢议,无可议也”意思是天下太平,花好月圆,无所指摘。

既然“不议”、“无可议”那干什么呢?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夸奖泰伯的话,说对他“民无得而称焉”即这个人好到都找不着能与之匹配的美誉了。孔子还曾用类似的话称颂尧,且辅以“大哉”、“巍巍乎”等赞词。可见处于形势大好之下理应歌功颂德。也难怪,历史上多的是打打杀杀,搅得老百姓苦不堪言,偶逢明主出世,还不要三呼万岁么?何况尧舜时代是孔子心目中的天国呢。

说到这儿我们须切记,孔子并非粉饰太平之辈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很明确“无可议”乃至歌功颂德的前提是“天下有道”王韬的“非不敢议,无可议也”情同此理——“非不敢议”等于议了也没什么。不过统治者似乎常常忘掉或故意记不起来,他们没心思更没能力使天下有道,却硬要说江山在他们的带领下蒸蒸日上、前途无量,因此他们要世世代代坐在皇权的宝座上。然而无道就是无道,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就要“议”这一“议”便戳到了统治者脆弱的神经,戳穿了统治者“天下有道”的谎言。

于是倒因为果。统治者不在怎样使天下有道上下功夫,却费尽心机要人相信天下是有道的,那证据便是“庶人不议”“不议”变成“不让议”、“不许议”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成了“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”这方面的典型是周厉王。国人受不了他的暴虐而纷纷批评,周厉王便派卫国神巫前去监视,凡是说他坏话的就抓来杀掉。他还喜滋滋地向召公炫耀:“吾能弭谤矣”幸好召公没老糊涂,看出这种堵塞言路的做法实在蠢极;又幸好其时或许还有些原始民主的残余,召公得以放逐周厉王,平息了一场风波。后来皇权渐渐巩固,大臣没那么神气了,究竟允不允许别人议论,纳不纳谏言,都由皇帝老儿说了算,容不得臣子讨价还价。

实际上孔子的原话和王韬的补充说明都有不足之处,康有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,指“不”为衍文,乃大笔一挥改做“天下有道则庶人议”

姑且不论康有为是否篡改圣人语录,这一改倒颇有理。“天下有道”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说的,一具体到个人就要打折扣。俗语说“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”且不论贞观盛世、康雍乾盛世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穷人,不管天下有没有道,个人的曲折、忧烦、牢骚总是难免的。“天下有道”并不能统括一切,尤其不能统括个人的喜怒哀乐。真正有道的国度是不惧怕这些“议”的,甚至予以鼓励、疏导。众所周知,在地上出现预言家所津津乐道的“天国”前,政治、社会、人生都有缺陷,硬不让人说真话只能郁积出一汪死水。另一方面“天下有道”时统治者比较自信,有容纳各种议论的度量和勇气;一俟风声吃紧,胆子立马缩小万倍不止,非但杜绝你直抒胸臆,还强迫你大讲好话。君不见越是摇摇欲坠的岁月统治者越要使劲唱高调吗?但此时统治者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,议论的“庶人”反而日益增多,且由于压迫趋紧“怪论”愈多,终成旧统治的送葬曲。

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:一个能畅所欲言的国度未必民主富强,但一个把人民畅所欲言的权利都剥夺掉的国度,绝谈不上民主富强。 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语出孔子。所谓“天下有道”一般而言不外乎政治清明、社会风气良好之类。遇到这样的盛世,圣人说了“庶人无议”清代王韬又接上一句“非不敢议,无可议也”意思是天下太平,花好月圆,无所指摘。

既然“不议”、“无可议”那干什么呢?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夸奖泰伯的话,说对他“民无得而称焉”即这个人好到都找不着能与之匹配的美誉了。孔子还曾用类似的话称颂尧,且辅以“大哉”、“巍巍乎”等赞词。可见处于形势大好之下理应歌功颂德。也难怪,历史上多的是打打杀杀,搅得老百姓苦不堪言,偶逢明主出世,还不要三呼万岁么?何况尧舜时代是孔子心目中的天国呢。

说到这儿我们须切记,孔子并非粉饰太平之辈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很明确“无可议”乃至歌功颂德的前提是“天下有道”王韬的“非不敢议,无可议也”情同此理——“非不敢议”等于议了也没什么。不过统治者似乎常常忘掉或故意记不起来,他们没心思更没能力使天下有道,却硬要说江山在他们的带领下蒸蒸日上、前途无量,因此他们要世世代代坐在皇权的宝座上。然而无道就是无道,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就要“议”这一“议”便戳到了统治者脆弱的神经,戳穿了统治者“天下有道”的谎言。

于是倒因为果。统治者不在怎样使天下有道上下功夫,却费尽心机要人相信天下是有道的,那证据便是“庶人不议”“不议”变成“不让议”、“不许议”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成了“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”这方面的典型是周厉王。国人受不了他的暴虐而纷纷批评,周厉王便派卫国神巫前去监视,凡是说他坏话的就抓来杀掉。他还喜滋滋地向召公炫耀:“吾能弭谤矣”幸好召公没老糊涂,看出这种堵塞言路的做法实在蠢极;又幸好其时或许还有些原始民主的残余,召公得以放逐周厉王,平息了一场风波。后来皇权渐渐巩固,大臣没那么神气了,究竟允不允许别人议论,纳不纳谏言,都由皇帝老儿说了算,容不得臣子讨价还价。

实际上孔子的原话和王韬的补充说明都有不足之处,康有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,指“不”为衍文,乃大笔一挥改做“天下有道则庶人议”

姑且不论康有为是否篡改圣人语录,这一改倒颇有理。“天下有道”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说的,一具体到个人就要打折扣。俗语说“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”且不论贞观盛世、康雍乾盛世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穷人,不管天下有没有道,个人的曲折、忧烦、牢骚总是难免的。“天下有道”并不能统括一切,尤其不能统括个人的喜怒哀乐。真正有道的国度是不惧怕这些“议”的,甚至予以鼓励、疏导。众所周知,在地上出现预言家所津津乐道的“天国”前,政治、社会、人生都有缺陷,硬不让人说真话只能郁积出一汪死水。另一方面“天下有道”时统治者比较自信,有容纳各种议论的度量和勇气;一俟风声吃紧,胆子立马缩小万倍不止,非但杜绝你直抒胸臆,还强迫你大讲好话。君不见越是摇摇欲坠的岁月统治者越要使劲唱高调吗?但此时统治者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,议论的“庶人”反而日益增多,且由于压迫趋紧“怪论”愈多,终成旧统治的送葬曲。

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:一个能畅所欲言的国度未必民主富强,但一个把人民畅所欲言的权利都剥夺掉的国度,绝谈不上民主富强。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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